廈門戰友情

 
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共有3500萬家政從業人員。她們默默支撐起中國家庭的一片天，但我們對她們的處境、生活與煩惱所知不多。她們是怎樣的一群人？又面臨著哪些困境？請聽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創始人梅若在“造就Talk”云上演講中，講述家政工作者們不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為演講主要內容。


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的統計，在中國有3500萬家政從業人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西安、濟南等大中城市。她們基本上都是女性，大多來自農村，文化程度不高，年齡偏大。為了家庭生計和孩子教育，她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進入城市家庭提供照料服務，比如保潔、烹飪、照顧老人和孩子。

3500萬家政女工，是一群怎樣的人？

她們創造了上萬億元的產值，參與推動中國幾十年的城市化發展。但她們卻像城市里的隱形人，常常被主流敘事所忽視，她們背后的故事也不被大眾所熟知。

在天津河東區十一經路上，有一個勞務聚集地，到處可見拖著行李沒有去處的家政阿姨。白天，她們在路上等活；到了半夜，那些沒找到工作的人就拖著行李四處尋找睡覺的地方，比如火車站、24小時自助銀行，甚至就睡在馬路上。

北京望京是一個很大的居住和商業中心，對于家政服務的需求也很大。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望京有40多家大大小小的家政公司，那些沒有住處的家政女工，很多就擠在家政公司提供的宿舍里。

我走進其中一個家政公司的宿舍，看見打地鋪的家政女工們一排排睡在地上。空間特別小，很多人只能側著睡，不能平躺下來。那家家政公司規定，睡地鋪是5元錢，睡在上下鋪的床上，也只要10元錢。但那些上下鋪的床都是空著的，為了省5元錢，她們寧愿睡在地上湊合一下。事實上，很多家政女工可能連續一個月也找不到工作，這也就意味著她們連續一個月都會睡在地上。

『中國社會城鄉流動變遷的一個縮影』

我還接觸過一位大姐。最早，她的丈夫在北京的工地上打工，她賣串串香，他們身邊帶著孩子。后來她丈夫出軌，完全不管他們了。等孩子稍微長大一些，她把孩子們送回四川老家，自己一個人留在北京做家政工，把賺來的每一分錢都寄回老家用于孩子們的生活和學習。

后來，她得了子宮脫垂。這個病可能是由于干重體力勞動導致的。子宮脫垂后必須要復位，但是，為了解決子宮經常脫垂的問題，又為了能不停止工作，她直接把子宮摘了。她摘完子宮的第二天，我去看她，不是在醫院里，而是在她租的一個小房子里，因為她說住院太貴了。

看到這些人、這些事，我的感觸很深：她們雖然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里，我們卻幾乎不知道她們的處境是這么艱難。

2016年，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在北京民政局注冊成功。這是一個專門為家政工群體服務的公益組織，為在北京從事家庭照料的家政工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支持，幫助她們更好地融入這個城市。


2017年，我們發起了一個叫作“百手撐家”的影像計劃，跟拍采訪了100多位家政女工，舉辦了一個大型紀實展覽。“百手撐家”是“白手起家”的諧音，創意來源于家政工服務社群。“百手”，代表著千千萬萬從事家政服務的姐妹。她們靠著自己的一雙手，從農村到城市來打拼，把賺來的錢源源不斷地寄回老家，很多姐妹一個月都花不了100元，只買衛生巾用。

這個“撐”字，有著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雖然她們的生活有那么多的不容易、那么多的難，但她們用盡自己最后的一點力氣，硬是把生活“撐”了起來。這些咬牙堅持著的勞動女性，這些作為家庭主心骨的偉大母親，為我們呈現出的生命力是如此堅韌！

她們在城市里奮力掙扎的影像，實際上正是中國社會城鄉流動變遷的一個縮影。

『她們面臨的，是多層次交織的復合問題』

在過去的5年時間里，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的工作團隊一直扎根在望京的家政工聚居社區。每到周末，我的同事們就組織家政女工們一起開展各種文娛活動。此外，還進行一些可能對她們的職業發展有幫助的技能培訓。

通過和她們的接觸，我們發現，她們所面臨的問題其實是多層次交織在一起的復合問題，它們涵蓋了性別、法律、社會階層、城鄉差異等多個領域。

首先是法律保障的問題。

1983年，北京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朝陽家務服務公司成立。隨著北京家政服務經驗在全國的推廣，加速了家務勞動社會化的進程，并確定了家務勞動的基本模式——中介制。因為《勞動法》約定的是單位和個人之間的雇傭關系，而家政工和雇主之間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勞務關系，因此，家政服務被排除在《勞動法》的適用范圍之外。

此外，家庭照料是在私人的家庭場域里進行的，因此具有隱秘性和封閉性，這也讓家政工們在城市里往往處于單打獨斗的境地，一旦與雇主發生矛盾或沖突，不容易取證。

其次，關于家政工身份的污名化。

在我們身邊，經常聽到有人稱呼家政工為“保姆”。由于傳統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家務勞動被認為是“伺候人”的活，勞動價值不被肯定。同時，大部分家政工作的從業者都來自農村或是城鎮下崗女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她們的職業認同感很低。

加上大眾媒體報道家政行業個別偶發新聞比如“毒保姆案”“保姆縱火案”等，在一段時間里加重了社會對于家政工的信任危機。其實，這樣的事件在整個家政業中是極少的。

這種污名化，甚至影響到了家政工和子女之間的關系。很多家政工都是一個人出來打拼，因為長期與家人分離，所以和子女的關系比較疏遠。加上家政工的社會身份不被認同，有的子女認為，媽媽做的這個工作是丟人的，是讓自己抬不起頭來的。

前段時間，我們計劃在母親節推出一系列家政工親子視頻，希望能夠讓這些家政工姐妹更好地理解孩子，也讓孩子更好地理解母親的工作。我們當時想找10對家政工母子或母女出鏡拍視頻，但是沒想到，找起來非常不容易。很多大姐非常高興有這樣的參與機會，她們把視頻都拍好了，而且還拍了好幾遍。但是，她們的孩子大多不愿意配合拍攝，所以最后沒能拍成視頻。

『她們需要的，是對勞動價值的肯定和尊重』

有一個家政女工叫陳會蓉，來自四川閬中農村，我認識她有很多年了。

今年春節過后，陳會蓉從老家回到北京工作。作為單身母親，她需要獨自撫養兩個未成年的女兒；作為家里的獨生女，她還要照顧日漸老去的父母，這讓她覺得有點力不從心。加上疫情的影響，家政工作并不好找，工資也降了許多，這讓她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前些天，我接到她的求助短信：她17歲的大女兒突然中斷了在職業高中的學習，來到北京找工作。母女倆在分離了10多年后，重新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因為觀念不同，沖突非常大。

這就是很多家政工面臨的現狀：她們一邊疲于奔命地工作，一邊還要處理因長期家庭分離而造成的各種矛盾。

我們越是深入地走進家政工姐妹這個群體，就越是發現，她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都讓她們無力解決，這背后很多是結構性原因造成的。

比如，雇主和家政工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往往是文化上的差異造成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并不是僅僅通過專業化的職業技能培訓就能夠實現的。為什么？因為在家政工的職業勞動的背后，其實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我們曾經接到過這樣一個案例：雇主是一位80歲的大學老師，剛動完手術，需要有人陪護和照料，老人的生活尚可自理；家政工是一位50歲的大姐，干活踏實，也善于溝通。但是他們在相處了3天之后，沖突不斷升級，最終找到我們求助。

我們溝通后發現，他們兩人之間的矛盾是這樣發生的：家政工為了防止老人走路摔倒，每時每刻站在老人身邊。而雇主覺得，這個家政工雖然很本分，但時時刻刻跟在自己身邊，像是在監視自己一樣。家政工覺得委屈，雇主也覺得心塞，最后沖突加劇，一拍兩散。

其實，很多雇主和家政工之間的矛盾，都是由互相不理解造成的。而解決的辦法就是不斷換人。

我們仔細去體會就會發現，對家政工來說，這只是一份謀生的工作，她可能只是把老人當成了勞動的對象，而無法去體會老人深層次的精神需求。雇主所需要的那種非常細膩的情感上的照顧，其實是很難得到滿足的。

未來，人工智能可能取代人類，從事更加精細的家務勞動。但是，家政工作人員的細心、周到、體貼、同情心等，將成為更加寶貴和稀缺的產品，它需要通過更高層次的教育和實踐才能實現。

而今天我們要做的，是為家政工提供更多具體的支持，尤其是對家政工勞動價值的肯定和尊重，為她們提供更多釋放的空間和發展的機會。無論如何請記住——所有的勞動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